之初,把土地均分于民,使人人有田种。所以一般来说,只要开国君王不太混蛋,新朝之初都会迎来一个太平盛世。但是,农耕型社会最显著的问题就是,农民对天灾人祸的抵抗力太低,稍遇年景不好土地欠收,就会导致农民破产,而唯一能够维系生存的,就是质押乃至出卖土地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,土地就会逐渐从多数农民的手中聚拢到少数的富户名下,形成了地主阶级。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地主阶级,被迫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,生活更加困苦。”
“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抑制是历朝历代最为宽松的,所以大宋的土地兼并问题也是最严重的。土地大量的流入特权阶级手中,致使农税逐年萎缩。”
老者看了一眼唐奕,笑道:“可是,朝廷的税收为何不见减少,反而逐年有升呢?”
唐奕答道:“那是因为商税的收入渐丰,抵消了农税的缺口。而且,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依附地主阶级,一部分则转移到工商业之中,进一步缓解了阶级矛盾。”
“而大宋不抑商,使得工商业空前发达,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隐患。”
老者暗暗点头,“那另一个问题呢?”
“二是历史遗留问题而面临的困境造成的。”
“哦.....”老者一声轻疑。“你倒是说说是什么问题?有哪些困境?”
唐奕摇头一笑,“国朝是采用科举和封荫两举并行选官。因为唐末武乱天下的缘故,太祖立朝之初唯恐再走回前人老路,所以用文官制衡武将。恐皇权失控,又用士大夫制衡皇权,而官员又是职、权、俸三分而定。这种无处不在的制衡之道致使官冗难除、职权不明,朝庭做事的人少,看戏的人多,政令难行也成必然,朝令夕改更是常态。”
大宋从立朝一直到神宗年间,官场的职权俸分离,可以说乱到了极点。
官员任着兵部的职,管的却是户部的事,而领的是中书省的薪水。
这种看似荒唐的事情,在北宋初期却是常态,不单军事上“兵不知将,将不知兵”,官场一样是“权不通职,事不通权”。
“另一个大问题是国都开封的地理位置造成的。”唐奕顿了一下,又继续侃侃而谈。
“开封地处平原之地,一马平川无险可守。若北方来犯,一过国境线就是一片坦途,驱兵不足千里就能兵临东京城下。所以,朝廷不得不蓄养重兵戍卫京师,几十万的禁军粮饷平白的耗费在了这一地理劣势之上。”
“而儿皇帝石敬瑭把燕云之地卖给了契丹(石敬瑭认爹的时候,辽国还叫契丹),大宋北地千里国境亦是无险可守,还是只能用人去填,进一步加重了兵事的耗费。”
唐奕两世为人,在千年后的华夏,争论最多的就是宋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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