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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anclass=ter张扬
一九六三年二月,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到北京;回到长沙后,根据所得素材写下短篇小说《浪花》。我发现这篇小说受到人们的喜爱,手稿流传出去便无法收回,只得一遍遍地写。每次重写实际上也是改写,由短篇渐成中篇,标题也先后改为《香山叶正红》和《归来》。作品通过一个缠绵几十年的爱情故事,热情赞美知识分子,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,突出歌颂周恩来总理。
作品是作者思想立场的反映,《归来》也不例外。当时还很年轻的我顽强地保持着独立思考,有意跟甚嚣尘上的极“左”势力对着干。“文革”开始后,我仍在一遍遍地写,“对着干”的意味更加强烈。“文革”造成的政治肃杀和文艺荒芜,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《归来》所宣扬的政治理念和所渲染的情感世界。于是,“文革”高潮中写成的一九七〇年稿开始在全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,后来被称为“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现象”;其中一本失去封面的传到了北京,被那里的热心读者取名ahref=/book/8608/im《第二次握手》/a,并开始以这个新书名向全国“辐射”。
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日,“四人帮”成员姚文元从“内参”上看到ahref=/book/8608/im《第二次握手》/a传抄的反映,指名要了一本去看,并于十月十四日“指示”:“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”,“不是一般的坏书”,“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,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,“要查一下作者是谁,是怎么搞出来的?必要时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”。
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,却并未直接掌握“专政工具”;所以,还得“请公安部门帮助查”。“公安部门”立即闻风而动,竭力效命,从北京查到湖南。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,我在“插队落户”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,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“革委会”公安局看守所。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,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”——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,说明“公安部门”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。罪恶如此严重,又“流毒全国”,我因此被“内定”死刑。
一九七六年的中国经历了剧烈震荡。一月周总理逝世后,张春桥有个“杀人”计划;在湖南,则加快了杀害ahref=/book/8608/im《第二次握手》/a作者、进而彻底剿灭这部作品的步伐。一九七六年七月,省公安局向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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