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4月5日。
深夜。
“周副主席!”王若飞疾步走进办公室,“这是果脯今天下午发表的新声明,关于政协、关于和平建国、关于两党裁军条件方面都与此前我们与之磋商的草案有很大区别。”
“这是图穷匕首见。”看完声明和简报,周副主席的剑眉拧在了一起,“若飞,此事需要你回延安,召开政治局和军委特别会议,确定今后我们的方针政策,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这就起草密电。”
“我想的也是如此,但现在有个问题,”王若飞说,“十分钟前我联系了美军联络官,非常奇怪,4月7日和8日重庆无法调出美军的运输机供我们使用。如果要我和邓发赶回延安,要么等到4月9日以后。如果我们选6日回去,那么上午11点就要起飞了。”
“果脯应该是在做大规模的军事调动。”周副主席说,“为全面战争做准备。我们的时间很紧,如果9号返回,我们手中的时间就少了三天。若飞,你和邓发、邦宪做好动身准备。我今天晚上睡晚些,将我的意见写下来,请你带到延安,在会上代我宣读。”
王若飞立即回去做准备。周副主席坐回书桌,摊开信笺准备写电文和自己的会议报告,又想起了一件事。
周副主席拿起电话听筒。
“叶挺同志?”
“这么晚打电话给你,是因为有一个意外的事情。原定4月8号飞回延安的计划,现在有变动了。”
“……如果想早一点动身,那么就要赶明天上午11点的美军飞机;如果不那么赶,可能要顺延到4月9号或者10号。”
“周副主席,不用做选择题,”电话中的声音因为心情激动,音量变得很大,“哪怕是早一个小时回到延安,都足可令我心潮澎湃。我等不及了,我明天11点上飞机。”
“好的,那可能就要辛苦你和秀文了,可能要连夜收拾行装,还有孩子们也要做好工作。我们就暂别几个月了。”
4月6日。
重庆白市驿机场。
美军地勤人员检查完飞机,发动了引擎。在急速吹拂的气流中,王若飞、叶挺、邓发、秦邦宪与周副主席在跑道上最后一次谈话,交接文件,然后依次走上飞机。在机上,叶挺的妻儿早已登机,最小的阿九已经在李秀文的怀里睡着了,其他人也一脸倦意,昨天收拾行礼到凌晨,一大早又要坐汽车,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赶往白市驿机场,一家子人是很忙。
秦邦宪坐在最前,与美军飞行员交谈了几句。
“美国飞行员说什么?”王若飞问。
“他们说,这一趟回来要先做个全面检修,”秦邦宪说,“他说7号和8号有大量空运任务,这两天他要从重庆到上海跑三个来回。我问他是运输军队或者军用物资吗,他回答说,球,一定是果脯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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